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波澜壮阔画卷中，一位传奇般的女性英雄脱颖而出。在她的近八十年革命生涯里，她历经磨难，饱尝艰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以及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便是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前妻、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副院长的谢飞。
临近2009年新中国六十华诞之际，记者怀着敬意前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拜访谢老。踏入宽敞明亮的客厅，映入眼帘的是一幅1957年1月15日的历史照片——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员时，与谢飞亲密握手的那一刻。照片的左侧，悬挂着海南省电视台赠送的横幅，上书“长征英雄海南女杰”八个大字。虽已96岁高龄，谢老依然精神矍铄，步伐稳健，脸上洋溢着亲切而慈祥的微笑。记者落座后，谢老便缓缓开启了与她近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的叙述。
出身苦难，信念坚定，革命。
谢飞，于1913年2月诞生于广东省文昌县湖山区茶园村，今属海南文昌市。她是谢德富的第八个子女，在家族中享有“阿尾”这一昵称。就读小学期间，父亲为她赐名谢琼香。在长征的岁月里，战友们对她亲切地以“阿香”相称。与刘少奇结为连理之后，她改名为谢飞。
家境的艰辛使谢飞自幼便在村后的山坡上牧牛、割草，开始了她的童年劳作。到了8岁，她得以步入学堂。1924年，她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海南公学，在那里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转年9月，她成功考入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次年2月加入了共青团，并于8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遵照琼崖特委及文昌县委的部署，湖山区迅速组建了农民赤卫队，谢飞的三哥谢冠洲被任命为该队的指导员。谢飞及谢明珍等三十余名回乡知识青年纷纷加入赤卫队行列，他们走街串巷，积极动员华侨捐献枪械，同时收缴了散布于民间的原国民革命军的重炮与枪械，为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倾尽全力。
为激发妇女投身革命，湖山区精心筹备了夜校。谢飞肩负重任，负责创办妇女平民学校。在她的精心教育和启迪下，姑娘们和媳妇们纷纷踊跃加入妇女协会。谢飞身兼多职，担任了溪尾、湖山联区区委委员及区委妇委书记的职务。
1927年8月，谢飞及其家人投身于农会和农军之中。国民党势力的爪牙对他们的仇恨深重，竟放火烧毁了谢家的宅邸，并威胁要取谢家老幼的性命。
为蓄势待发，省委作出决策，将谢飞安排至香港。1928年10月，谢飞抵达中共广东省委的隐蔽办公地点，表面上担任家佣，实则肩负着秘密的交通使命。
1929年7月，中共六大作出决议，正式设立南洋临时委员会。年仅16岁的谢飞肩负重任，毅然踏上征程，独自横渡浩瀚的海洋，前往位于新加坡的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以及位于马来亚的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担任文书与秘书一职。
1932年伊始，谢飞肩负使命踏上归途，相继服务于福州与厦门的中心市委。她毅然投身于隐蔽战线的最前沿，凭借非凡的胆识、英勇无畏的气概以及卓越的智慧，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智慧的较量。
万里征程，紧跟党行
1934年夏日，谢飞悄然抵达瑞金。同年十月，由于误入歧途的指挥，中央苏区的八万余红军迎战蒋介石的五十万大军，结果第五次反围剿行动遭遇了惨痛的失败，被迫踏上了长征的征程。
三十位女红军战士与八万名红军将士一同进行战略转移。她们皆身怀绝技，其中最小的钟月林年仅19岁，而蔡畅则年长至34岁，谢飞则是21岁。这批女红军战士被编入卫生部干部团，肩负起医疗服务的重要任务。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纵队勇渡都河，向西挺进。面对国民党数以十万计的军队的围追堵截，谣言四起。谢飞与她的战友们在行军途中，不断宣讲党的方针政策，播撒革命的火种。她们虽未亲身投入战斗，却同样面临着生死的严峻考验。
在湘江之畔，中央红军直面蒋介石所部各路精兵的围追堵截。为了突破重围，红一军团英勇当先，三、八、九军团则分别在左右两翼展开攻势，以击溃拦截之敌。12月1日的拂晓时分，敌机纷纷出动，对湘江上的四座浮桥以及红军队伍进行轮番轰炸。至黄昏来临之前，谢飞所属的干部团在警卫营和五军团的支援下，成功跟随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抵达贵州黎平县城，街巷间一片凄凉，民众的辛勤血汗已被国民党无情剥夺。谢飞与他的战友们慷慨解囊，从各自的背包中挑选出心爱的衣物、毛巾及日常用品，赠予当地的百姓。翌年1月15日，历史性的遵义会议召开，会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位领导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面指挥军事行动。董必武将会议精神传达给女红军，谢飞和他的战友们听闻后，无不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他们与中央红军并肩作战，四渡赤水，成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1935年5月的末旬，中央红军抵达了大渡河畔的安顺场。从安顺场至泸定桥相距320里路，上级下达了三日内必须抵达的严令。休养连的女红军们沿着蜿蜒的羊肠小径疾驰，奋勇向前。期间，谢飞发起了高烧，嘴唇上浮现出白色的水泡。董必武见状，牵着自家的小白马对谢飞说：“阿香，骑上我的马吧。”谢飞连连拒绝：“不行！不行！我还能坚持。”在战友们的搀扶下，她拄着拐杖紧随队伍，攀山时一瘸一拐，步步艰难；下山时则双手撑地，缓缓滑动。董老看着谢飞实在难以继续，于是命令她骑上小白马。谢飞骑行了二三里路后，又毅然决然地下马，继续自己的征程。事后，谢飞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时光，感慨地说：“在最艰难的时刻，我骑着董老的马有五六次之多，董老对我的救命之恩，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行至泸定桥之际，倾盆大雨滂沱而下，蜿蜒的山路既狭窄又崎岖，战士们行走间每迈出三步便摔倒，每跨出五步便跌倒，队伍几乎是在“翻滚前进”。一些战友担忧谢飞难以越过泸定桥，便提出将她安置于当地村民家中。“寄”这一词颇具敏感色彩，暗示着脱离部队，与战友分离。“不，哪怕我仅剩一口气，也要随红军走到最后！”谢飞倔强的眼神中泪水闪烁。休养连的领导应允了。然而，众人对她能否成功通过泸定桥，心中无不暗自忧虑。
目之所及，泸定桥近在咫尺，谢飞咬牙站起身，尝试了几步后，又重重地跌倒在地。她灵机一动，决定采取策略：向上攀爬时，她便手脚并用；向下滑行时，则任由重力引导；若力不从心，便将双手撑地，用臀部增加摩擦，在地上缓慢地蹭行……经过两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她终于抵达了桥边，向下望去，眼前一片眩晕。她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紧咬牙关，稳住心神，坦然地趴在铁索之上，缓缓向前挪移。每前进一步，额头便渗出大颗的汗珠，半个多小时后，谢飞终于艰难地穿过了泸定桥。又经过两个小时的坚持不懈，她以超乎常人的毅力追上了队伍，成功化解了危机。
雪山草地，红军将士闯险阻
首座巍峨的雪山名为夹金山，其峰巅海拔逾四千米，人迹罕至，禽兽难寻。在攀登之前，谢飞与几位战友一同前往偏僻的小山村，购置了红辣椒、生姜以及大蒜。谢飞巧妙地将上级所发的羊毛与棉花缝入两件单衣之间，正是凭借这件特制的“羊毛衣”，她成功翻越了五座险峻的大雪山。
谢飞与她的战友们循着先头部队的足迹奋力攀登。随着海拔的攀升，空气愈发稀薄。积雪已没至膝盖，上方是险峻的峭壁，下方则是深不见底的峡谷，稍有不慎便有跌入万丈深渊的风险。谢飞身负步枪与米袋，步履维艰地向上攀爬。临近山顶，突然乌云密布，狂风骤起，雪花与冰雹如雨点般砸向众人。大家冷得瑟瑟发抖，谢飞她们急忙含着生姜，拼尽全力向山顶冲刺，最终成功登顶。下山时，谢飞和战友们如同乘坐“土飞机”般飞速滑下，历经艰辛终于抵达夹金山的山脚。如此，红军队伍接连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以及仓德山等巍峨的大雪山。
1935年盛夏七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松潘的毛儿盖地区。由毛儿盖向北，便是绵延数万里之遥的水草地。在踏入这片险恶的草地之前，每一名战士都筹集了十五斤的干粮以备不时之需。
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启程，踏入松潘的广袤草地。浓雾弥漫，天气瞬息万变，一阵风起，时而细雨纷飞，接着又降下冰雹，变幻无常。谢飞因无帽遮顶，只能以脸盆覆盖头部，在风雨交加中艰难前行。随着粮食告罄，他们不得不以皮鞋、皮带果腹，挖掘野菜，尝试各种草木。历经七天七夜的艰苦跋涉，他们终穿越了辽阔的水草地。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她终身铭记在心。
谢飞护少奇革命伴侣
1935年金秋十月，英勇的中央红军成功抵达陕北。
大姐们对单身女红军们的婚姻大事始终挂在心头，用心牵桥搭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女红军们纷纷找到了各自的归宿。刘英与张闻天喜结连理，钟月林则与宋任穷结为连理，而谢飞在邓颖超的积极撮合下，与刘少奇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谢飞娓娓道来：“记得有一天，邓颖超递给我一封信，那是刘少奇写给她的，信中大意是邓大姐曾承诺协助解决他的个人问题。如今，他已有了心爱的女子阿香，希望大姐能从中牵线搭桥。”谢飞阅读完信件，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初次见到少奇；在穿越草地的征途中，他与少奇有了首次交谈；在随后的长征岁月里，他时常得到少奇的鼎力相助，亲眼见证了少奇关爱同志、严谨自律的品格，对他的敬爱之情由此而生。而今，邓颖超提及婚事，她的脸颊泛起红晕，羞涩地轻轻点头。
此日，刘少奇与谢飞共凑数元，购得些许酒水与花生，于邓颖超的主持下，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毛泽东、李维汉、周恩来等十余位中央领导均欣然前来道贺。自与少奇结为连理，谢飞更名，然众人依旧亲切地唤她为阿香。
彼时，刘少奇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一职，而谢飞则服务于工农检察部。谢飞时常陪同刘少奇深入工厂进行实地考察。瓦窑堡会议召开之后，党中央作出决策，指派谢飞与刘少奇一同前往华北，以强化北方局的领导力量。
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秘密驻扎于天津法租界的理惠兴德成衣铺楼上。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环境艰险，生命安全时刻受到威胁。刘少奇以“周教授”的身份公开露面，而谢飞则化身为“周太太”。刘少奇负责统筹全局，领导北平、天津、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等黄河以北各省市党的各项工作。少奇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每当疲惫不堪时，谢飞便会悄然送上新泡的香茶；少奇所撰写的文章，谢飞总是第一位阅读者；谢飞肩负着管理机密文件、传递信件的重任，同时不遗余力地保护少奇的安全。在刘少奇的英明领导和谢飞的默契协助下，华北抗日战线迅速拓展，党的势力得以显著扩大。
铁军抗日前线奋战
秉承六届六中全会“强化华北，拓展华中”的战略指导，中央决策委派刘少奇同志兼任中原局书记一职，全面负责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区党的各项工作。
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确山县竹沟镇，享有“抗战摇篮”和“小延安”的美誉，是我党重要的红色根据地。1939年1月，刘少奇同志抵达竹沟后，迅速成立了中原局。紧接着，从马列学院顺利毕业的谢飞同志投身竹沟，担任中原局组织科科长一职，协助刘少奇同志开展各项工作。此后，谢飞同志担任鄂豫皖区党委委员、舒城无为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她致力于加强党组织建设，创办党训班、广泛动员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并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运动。
1940年秋季，谢飞肩负着少奇的深切嘱托，横渡长江抵达皖南军部，向项英同志送达了重要信件。然而，随着日伪军对交通要道的严密封锁，谢飞无法再次越过长江，自此与少奇同志的联系便宣告中断。自与少奇同志分别以来，谢飞始终未婚，亦未曾有子嗣。
此后，谢飞肩负重任，担任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江南社副社长以及《大众报》的主编。她率队深入水网密布之地，船只穿梭于芦苇荡间。谢飞与编辑们并肩作战，共同开展调查研究，亲笔撰写评论文章，积极宣传中央的抗战方针，并报道抗日的辉煌成果。江南社主办的《大众报》与《江南》半月刊，在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2年岁末，谢飞等众多杰出干部被派驻浙东地区，谢飞担任余上县委书记以及浙东纵队余上特务营的政治委员。在对抗日伪军的战斗中，谢飞指挥果敢，勇猛且智谋兼备。在一次战斗中，他成功消弭了敌人逾百，俘虏顽军大队长以下三十余人，并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四十余支以及子弹一千余发。因此，他被誉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谢团长”。特务营亦由起初的二百人规模，扩充至六百余人，跃升为浙东纵队实力最为雄厚的部队。
满怀热情，倾力法学
1949年五月，谢飞由东北地区调任至首都北京，担任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一职。不久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以满腔热忱投身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人才培养工作。在圆满完成专修班的教育任务之后，谢飞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法律知识水平，于1953年成功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继续深入学术研究。
1957年二月，谢飞圆满完成研究生学业，随后荣幸地被周总理委以重任，担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一职，从而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的开拓者。捧着那份任命书，她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感，往昔的种种记忆如潮水般涌现。她深知，强化法制建设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无论肩负的责任有多么沉重，她都义无反顾地要扛起，因为这正是党和人民赋予她的使命。
在政法公安教育的广阔天地里，谢飞倾注心血，默默耕耘，为国家培育了大批杰出的司法人才。时光荏苒，那些往昔的学子，如今已多半成长为公检法司领域的领导骨干，成为了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
谢飞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教育与培养工作，始终坚持设立新疆班和西藏班，从而培育出了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司法干部。
1978年11月，国务院的批准下，中断了十二载的中央政法干校重拾教育使命，谢飞被任命为副校长。翌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关键法律。为了确保这七部法律的切实执行，中央政法干校接受党中央的委托，举办了为期两期的法制宣传教育班，旨在培训各省、市、自治区政法机关以及军队政法院校中，那些具备丰富工作经验和宣讲能力的处级以上干部。谢飞亲自撰写讲稿，亲自担纲主讲《加强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课程。
1982年，我国法学会正式成立，谢飞女士荣幸地当选为首届理事。她在职期间，勤勉工作，所撰写的多篇论文亦相继在法律学术期刊上发表。
1957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学生们时，与谢飞同志热情地握手致意。
雄心不减，志在千里。即便步入晚年，谢飞依然为革命事业辛勤付出。1984年6月，已届古稀之年的她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顾问。她曾身兼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咨询委员、海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联谊会名誉会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顾问、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顾问、北京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名誉会长等多重职务。1991年9月，为褒扬谢飞在公安及法学教育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公安部特授予她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奖章。
本文来源：人民网
谢飞养子讲述：
谢飞生命晚期
特约撰稿人：李木，《海南日报》
2006年谢飞谢冰夫妇合影。
2月14日，农历大年初五，喜庆的春节氛围犹在耳畔，被誉为“长征英雄，海南女杰”的海南籍女红军谢飞，却在北京医院的特护病房中安详地安卧，洁白的被单轻柔地覆盖着她往昔清秀的面容。这位已跨过百岁门槛的老人，在凌晨5点57分，悄然离世，与世长辞。
2月25日，天空飘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人们在深切哀悼中送别了谢飞。她，是那段闻名全球的红军长征路上，中央红军中走出的最后一位女战士，如今永别了。
近期，通过谢飞养子谢冰的叙述，我们得以一窥“长征女杰”终身奋斗不止、坚守真理的个性魅力，以及她病榻之上的最后岁月。
2月25日，春意渐浓的北京却意外迎来了气温骤降，空中飘洒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八宝山殡仪馆东厅内，哀乐声声，谢飞安详地躺在鲜花簇拥之中，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环绕着白色的花圈。
人们胸前佩戴着洁白的鲜花，缓缓前行，向这位拥有86年党龄的老革命家进行最后的致敬。
笔者有幸四次采访谢飞，对其曲折而又辉煌的一生充满敬意，提炼出她百年生涯的六大显著成就：首先，在13岁那年，她便在家乡海南投身革命，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海南早期妇女武装运动的领军人物，并在海外为党的事业奋斗；其次，她勇攀雪山，跋涉草地，凭借坚定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与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30位女红军并肩作战，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辛历程；第三，1935年至1940年间，在邓颖超的引荐下，她成为刘少奇的伴侣，在延安以深沉的母爱温暖了刘少奇与何宝珍烈士的女儿刘爱琴，并在天津、北平等地协助刘少奇完成了重建中共北方局的重任；第四，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她率军屡建奇功，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新四军指挥官；第五，新中国成立后，她并未沉溺于功名利禄，而是不断自强、勤奋好学，成为新中国首批法学研究生，进而成为我国政法教育的先驱，从一位职业革命家转型为法学专家和政法教育家；最后，在“文革”期间，因刘少奇的冤案而被捕入狱长达5年有余，但她始终坚守真理，不撒谎，不作伪证，展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崇高节操。
母亲低调淡泊。
近日，笔者通过电话采访了仍在悲痛中无法自拔的谢飞之子谢冰，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了谢飞晚年的生活以及临终前的点滴境况。
谢冰曾述，其母性情谦逊，淡泊名利，不喜炫耀，亦无居功自傲之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数十年间，她鲜少置身于公众视野，很少承担社会职务，如此一来，她得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与学术研究中。1983年从一线退下之后，她依旧以一名女红军自居，持续传承长征精神。或以公安部咨询委员的身份深入基层公安机关进行调研，为公安部领导提供决策依据；或投身全国政协的各项活动，履行委员的职责和义务；或笔耕不辍，撰写回忆录，抢救与整理革命历史资料；或返回海南，关注家乡的发展建设，与当地领导共商振兴大计，到学校鼓舞学子们勤奋学习，建设家乡；或与侨领广泛交流，动员他们支持海南的繁荣发展。
在2003年，当谢飞先生迎来九十华诞之际，他同前来探望的浙东纵队的老战友们一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画面由翔子亲自拍摄。
年岁渐高，历经沧桑，身体日渐衰弱。在中央组织部的批准下，谢飞于2000年2月选择了离职休养。至2006年9月，谢老参与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系列活动。当时，三位现存的长征女红军——王泉媛、钟月林、谢飞——齐聚北京，一同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邮电部举办的“巾帼英雄长征女红军”专题邮票发行仪式。谢冰回忆说，那是一个母亲晚年最忙碌也最辉煌的月份。除了这些活动，母亲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或是北戴河的休养地度过。
谢冰感慨道，如同众多步入暮年的长者，她的母亲也饱受老年痴呆等疾病的困扰，记忆日渐模糊，与人交流变得异常困难。然而，这不过是生命老去的自然轨迹，母亲的身体主要器官并未受到严重损害。2011年的夏日，谢冰如常陪伴母亲前往北戴河休养。转眼间，2012年2月3日，母亲迎来了99岁生日的到来，一群新四军的老战士们正计划着为这位老人提前庆祝百岁寿辰。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就在2月1日，因为长期卧床，母亲不幸患上了褥疮，不得不入院治疗，这一住便长达8个月。尽管褥疮得到了治愈，但长时间的住院却引发了体内多种疾病的突发，自此，母亲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今年2月3日，公安部的高级领导莅临北京医院，为谢老百岁寿辰送上了寿桃与生日蛋糕。尽管谢老当时身体虚弱，意识模糊，但在家人的协助下，她仍品尝了那甜蜜的蛋糕，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儿女悲情送谢飞
谈及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光，谢冰无法遏制胸中的哀伤。他回忆起春节期间，他与妻子、秘书及护工四人轮番守护在母亲的病榻旁，夜以继日地观察着母亲身体的微妙变化。每当看到母亲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以及各项病征指标持续攀升，他的内心便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立难安，焦急万分。他内心默默祈愿，愿母亲能如同当年长征途中，拖着病躯艰难跨越那座险峻的大渡河铁索桥，再次闯过生死关。
晚年的谢飞
2月13日，经过半个月的高烧不退，谢飞老人的体温终于有所下降，心跳、呼吸和血压也奇迹般地恢复了平稳，甚至他的眼睛微微睁开。谢冰急忙为母亲捕捉到了这最后的瞬间。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庆幸着这位坚韧不拔的谢老又成功闯过了一道难关。然而，在14日凌晨，不幸的消息传来。当时谢冰正在家中休息，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到医院，却晚了2分钟，谢老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个消息让与母亲相依为命数十年的谢冰无法接受，泪水如泉涌，心中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谢冰亦提及了另一桩遗憾：2010年，他退休后便全心照顾母亲，购置了一辆小车。母亲平生未曾领略过此等待遇，尽管有公车供她专乘，他却始终期盼着有朝一日能亲自驾车，带母亲外出游览。然而，由于谢老的身体状况，这一美好愿望直至他离世都未能成真，亦成为永不可实现的梦。
与谢冰同样深陷悲痛的是刘爱琴。1938年，年仅11岁的刘爱琴初抵延安，方才与久违的父亲刘少奇相会，彼时与他同住的，是一位端庄秀丽的继母，谢飞。在谢飞的身上，刘爱琴初次体会到了母爱的温馨。“爱琴”这一名字，正是谢妈妈与父亲共同赋予她的，她始终珍视，她说谢妈妈对她而言，犹如亲生母亲。
谢冰表示，刘爱琴与母亲感情深厚，自上世纪90年代起，她们便常一同返回海南，日常亦频繁互动。在缅怀谢老的日子里，刘爱琴悲痛欲绝，泪流满面，口中反复呢喃：“谢妈妈，您是我最亲爱的妈妈！”2月25日，在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刘爱琴身居亲属队伍之首。
谢飞86年革命历程
谢冰心中颇感安慰，他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堂为母亲精心挑选了86号穴位，这一选择象征着母亲那长达86年的光辉革命历程。在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长卷中，涌现出了无数令人敬仰的杰出女性，而谢飞便是其中一位，她的传奇色彩尤为引人瞩目。
这位出身于偏远海岛农村的女孩，年仅十三岁便投身革命洪流，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逐渐成长为一位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新四军的女干部。她不仅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律专业的研究生，更是政法教育的先行者。从女革命家的视角，抑或是从一位普通的中国女性、海南女性的角度来审视，谢飞的一生宛如一部情节跌宕、内涵深邃、承载着深厚历史与人文价值的长篇巨著，实为人们深入品读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