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

从这一天起，中央红军除留下一部分由项英、陈毅等率领，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掩护突围外，主力红军5个军团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8.6万人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长征，不仅要与前进道路上的雄关要隘作斗争，而且还要打破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

为了中央红军8.6万人的安全转移，不但要有一支英勇善战、攻无不克的前锋部队，更需要有一支坚定勇敢、能攻善守的后卫部队。

中革军委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将殿后这一异常艰巨的任务，交给红五军团，由它掩护全军突围西进。

让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担任整个长征队伍的总后卫，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后慎重作出的决定。

董振堂毕业于保定军校，受过多年的专业军事训练，他所率领的部队身经百战，作战经验丰富。

加之进入苏区后，董振堂常到第1、第3军团学习，其指挥风格吸纳了林彪与彭德怀所长，既认真、细致，又果断、勇敢。

在战火的磨砺中，董振堂与他所指挥的红五军团逐渐成熟起来，成为红军的一支生力军。

因此，让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他们的信任。

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将董振堂召到总部，亲自向他交代任务。

“董振堂同志，这次全军转移，规模很大，后卫的掩护任务非常重要，军委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第5军团，你有什么意见和困难可以谈谈。”朱总司令严肃地说。

“没有什么困难，保证完成任务。”董振堂坚定地说。

“担任全军后卫，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要付出很大的牺牲。要从思想上、物资上都要做好准备，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周副主席关切地说。

“请首长放心，我们马上做好一切准备。”董振堂爽快地说。

董振堂接受任务以后，立即返回部队前线。他觉得军委把这一任务交给第5军团是对他的高度信任，是全军团的光荣，因此，他由衷地感到高兴。

同时，他也深知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因为他掩护的不是一般的战斗部队，而是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军委机关，这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

所以，这一荣誉又是一个十分沉重的压力，他将率领英雄的红五军团勇敢地挑起这万斤重担，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他号召指战员为革命鞠躬尽瘁，随时准备献出鲜血和生命。

为掩护主力红军集结，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先坚守兴国7天，然后才于10月17日深夜将阵地交给接防的独立第3团。

18日凌晨，全军赶到于都集结，仅停留了一天，在接收了兵员、物资等各项补充后，于当天深夜匆匆赶到于都河边，准备渡河。

长征开始时红五军团的编制如下：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中央代表陈云。全军团下辖第13师和第34师。

第13师师长陈伯钧，政治委员罗华民，参谋长孟焕章，下辖第37团、第38团、第39团。

第34师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参谋长王光道，下辖第100团、第101团和第102团。

全军团共12168人，担任整个长征队伍的总后卫。

陈伯钧

于都河水浪滔滔，五座浮桥上一支支红军队伍穿行西进。董振堂伫立桥头，神情专注地指挥部队渡河。

忽然间，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他的眼帘，已调赴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带着一些部队，帮助主力红军渡河。

董振堂和刘伯坚认识8年，他们之间不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更重要的是，刘伯坚正是董振堂参加革命的启蒙人和引路人。

今天，两人就要分别，而且很可能是永别，依依不舍的心情自然不言而喻。

董振堂迎上前去，紧紧握住老战友的手。面对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围困，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意味着什么，董振堂心里十分难受。

此刻，军情已十分紧急，身后的战士们都是奔跑着上了浮桥，时间不多了，刘伯坚从容地说道：

刘伯坚

“绍仲（董振堂的字），任重道远，你一路保重，两三年后，红军高举红旗凯旋，咱们再重逢武夷山下，于都河畔。”

“伯坚，我真想和你在一起，共同战斗。过去你给我指明了人生的道路，今后我还需要你的帮助。”董振堂真诚地说道。

“这都是组织上的决定，你我都一样，必须服从组织，这就是我们党的原则嘛！”

“红军主力部队离开苏区以后，斗争会更加残酷，你要多加保重！”董振堂不安地说。两位战友又一次紧紧地拥抱。

这时，许多根据地乡亲站在河边，唱起了送别红军的民歌，乡亲们扶老携幼，站立在岸边，就这么反复地唱着。

唱到人人落泪，唱到红军大队人马消失在对岸的崇山峻岭之中，还久久不忍离去。

董振堂和所有的红军指战员一样，一边行军一边不断回头，凝望着中央苏区的山山水水，不断地挥手致意，和送别的战友乡亲告别。

主力红军走了，艰苦而悲壮地根据地游击战争就此开始。

1935年3月，刘伯坚率部突围，准备向粤赣边游击根据地转移时，左腿中弹，不幸落入敌手。

在被囚的17天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留下了《带镣行》等英雄诗篇，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

他在遗书中把自己的一生归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并以“我为中国作楚囚”而自豪。

临刑前，刘伯坚写了最后两封信，他预言：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能得到解放，他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县遭杀害，时年40岁。

谁知，1934年在于都河畔，两位相知相敬的战友在瑟瑟秋风中相许“重逢武夷山下，于都河畔”的洒泪拥抱，竟成了他们的永别。

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连续突破3道封锁线，一路西进。

此时，蒋介石调动40万兵力，分5路布成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的态势，希望在湘江东岸与红军决战。

在突破敌人前3道封锁线的战斗中，由于敌多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作战方针，红五军团经常要面对数倍于己的追兵。

他们不仅要打退敌人，摆脱纠缠，还得追赶主力。这其中尤以延寿阻击战最为典型。

当时中革军委纵队刚刚通过第2道封锁线向西前进，尾追的湘军和粤军从后面猛扑过来，企图吃掉红军后勤的辎重部队。

第5军团只有2个师，而敌人则从两个方向打过来。

情况紧急，董振堂与刘伯承经简短商议，决定由刘伯承率第13师在百丈岭一带构筑工事，阻击湘军。董振堂亲率第34师在南面的延寿阻击粤军。

由于地形险要复杂，红军后勤部队的大批骡马、辎重拥阻于延寿以西的山间小道上，行动十分迟缓，大批的敌人追踪而至。

第5军团两个师不得不在两地摆开战场，拼死狙击敌人，以求得宝贵的时间掩护后勤部队安全脱离危险。

俯控延寿江的青石寨制高点至关重要，敌我双方反复争夺。

蒋军延寿战斗指挥官——李汉魂

敌人自恃强大火力夺占青石寨后，向延寿江边的红34师简家桥、寿水一线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

双方为每一处阵地、每一处制高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

董振堂了解情况后，亲自组织突击队，端着冲锋枪冲在最前头，硬是杀开一条血路。

经过三天三夜血战，红五军团将敌人赶了出去，重新夺回青石寨，稳定了整个防线，掩护辎重队伍顺利通过。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炮击就开始了。敌人冲上来，很快被红军打下去，又冲上来，再被打回去。掩体、战壕等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无休止的拉锯战，喊杀震天的白刃格斗，空前惨烈。

敌人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组成敢死队、军官队，倾全力与红军生死一搏。

坚守阵地的红34师也打红眼了，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斗志，给敌以大量杀伤，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

之后，第5军团到了湘江。湘江又宽又深，由南向北，流经广西进入湘南。

对岸有条与它平行的桂黄公路，敌人在这里修筑了140多座碉堡，封锁十分严密。这是敌人第4道封锁线。

11月28日，湘江战役全面打响。红一、红三军团在湘江两岸浴血奋战了四天三夜，付出了巨大代价。

其中，红一军团第1、第2师损失了近4000人，第15师——也就是著名的少共国际师——只剩下了2700多人，被迫撤销番号；

红三军团第4师损失了1000多人，第5师也损失了2000余人，第6师第18团更是全军覆没，红5、红6师因基本上不成建制，各缩编为1个团。

作为全军殿后的红五军团，更是伤亡惨重。

为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迅速渡过湘江，红五军团扼守道县之蒋家岭和湘桂边界永安关、雷口关，阻击追击的中央军薛岳部9个师。

29日，中央军周浑元3个师，向位于水车附近的红五军团第34师阵地连续发起了7次进攻，都被打退。

下午15时，中革军委给红五军团发来电报，命令五军团一个师应于三十日晨接替六师在枫树脚的阵地，抗击灌阳之敌。

董振堂与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经过商议，决定由红34师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红34师是1933年春，在毛主席、朱德的关怀下，由闽西游击队逐步改编、组建起来的部队。

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参谋长王光道，下辖第100、第101、第102团，每团约1700人，全师共5300人。

师、团干部大多数是原红4军调去的骨干和红军学校毕业的干部。这些指挥员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强。

全师指战员出身穷苦，阶级觉悟较高，敢打必胜，士气旺盛，战斗力强。

自组建以来，虽然隶属关系几经变更，但始终服从命令听指挥，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屡立战功，是一支能战能守的部队。

从撤出中央苏区起，红五军团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而红34师又走在军团的最后，是后卫中的后卫。

董振堂把陈树湘和程翠林叫到军团部，当面向他们传达了军委的命令。

“现在，蒋介石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向我们步步紧逼，情况十分严重，朱总司令已经命令全军加速抢渡湘江。”

“现在八军团还在后面，八军团是一支组建不久的部队，都是新战士，没有战斗经验。军委要求你们在后面掩护八军团渡过湘江。”

听了董振堂的话，陈树湘、程翠林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当即表示：

请军团首长转报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我们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为全军团争光。

董振堂紧紧握住两员战将的手，叮嘱道：“你们师团干部要组织好、指挥好，带领全师部队英勇作战，全军团期待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

陈树湘、程翠林赶回师部后，马上作出部署：由红100团接替枫树脚阵地，阻止桂军的北进；陈树湘率红101团随后跟进；程翠林率红102团在后面担任掩护。

但由于红八军团还未赶到水车，红34师并没有马上前往枫树脚，而是继续留在水车，掩护红八军团。

入夜，敌军集结兵力向红34师阵地再次发起了全线进攻。红军奋起反击，再次击退敌人。

午夜时分，敌军终于停止了进攻，红八军团也由水车附近渡过灌江，到达青龙山、石塘坪地域。

这时，红34师接到了中革军委的急电，命令他们迅速摆脱敌人，赶赴灌阳新圩枫树脚，接替红6师第18团防务。

并命令他们从接到这封电报起，直接归军委指挥，一小时报告一次情况。

11月30日清晨，为摆脱追击之敌，红34师组织部队对敌军发起了一次反冲锋。

在敌军密集的火力下，这种冲锋近乎悲壮的自杀。但猛烈的突击还是奏效了，中央军3个师开始向后溃退。

红34师不敢恋战，急忙撤出兵力，越过灌江，向枫树脚急进。

而董振堂、李卓然、刘伯承等率军团部和红13师由文市渡过灌江，进占王家湾。

12月1日，这是军委纵队渡江的最后一天，也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更加疯狂地发起进攻。

凌晨1点半，朱老总给全军下达紧急作战令，命令红五军团“应扼阻桂军及中央军追击。被切断的部队应自动的突围”。

这天清晨，围追红军的国民党压了过来，红五军团三面受敌。董振堂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他在动员中说：

“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红五军团能不能经得住考验，就要看这最关键的时刻。一切为了新中国，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1日整天，国民党军向湘江两岸的红军各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湘江东岸红五军团的阻击阵地上，炮声隆隆，战火滚滚，喊杀震天。

这是长征以来，红五军团战斗压力最大的一天。经过连日激战，部队出现严重伤亡，弹药也已经不多了，处境越来越困难。

然而，由于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还没有完全渡过湘江，董振堂只能紧咬牙关，凄然而悲壮地指挥着红五军团的将士们苦苦地支撑在后面，像一道铁闸般，紧紧堵住了尾追之敌。

当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全部渡江的消息传来，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的董振堂才松了一口气。

他马上命令红13师师长陈伯钧、政委李雪山指挥部队交替掩护，向西撤退，准备抢渡湘江。

为抗击尾追而来之敌，陈伯钧命令红37团在泥口坪、马安山一线占领阵地，进行阻击。师部和另外两个团继续前进，掩护军团首长渡江。

队伍没走多长时间，西南方向就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原来，有一部分桂军已经抢先进至全州两河乡鲁视村隔壁山一带，截断了红13师的去路。

红13师顿时陷入了前后受敌的困境。陈伯钧果断命令红38团占领隔壁山西北高地阻击桂军，掩护大部队绕过隔壁山，往石塘坪方向突进。

午夜时分，陈伯钧接到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中共中央驻红五军团代表陈云的信件。陈云在信中要求红13师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渡过湘江。

于是，红13师忍着疲劳和饥饿，紧急向着湘江前进，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赶在天亮前从凤凰嘴渡口渡过了湘江。

陈伯钧在晚年回忆道：

过湘江的时候很危险，几个军团的队伍都搞乱了，有的在全州附近打得很苦，有的没有赶上，中间的赶上了又走不动了，后面的敌人又打来了。

我们转移的时候，军团部一个科长带来陈云同志写的信：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希望你们下最大的决心，赶快渡过湘江。

那时渡过多少就是多少，过不去就丢掉了。过了湘江以后，传来一个命令：各军团自己收容部队，不管哪个部队的，都收容起来编在自己的军团里。当时就搞得那么紧张、狼狈。

然而，负责全军团殿后的红34师，此时却危险重重。

当红军一路缓慢长行时，担任后卫的红34师已经断断续续地同尾追而来的周浑元第三纵队中央军的3个师进行过多次拼杀。

中央军与地方军反共本质虽一样，但与红军作战方针却大大不同。

无论是陈济棠的粤军、白崇禧的桂军，还是何键的湘军，只要红军不在粤、桂、湘境内久留，创立根据地的话，就不会真正拼命相逼的。

毕竟他们都以“保境安民”为首要任务，而且对他们来讲，防蒋与防共是同等重要的。

薛岳的中央军则没有境域观念，任何时候都要死拼，否则就有被撤职查办的危险。

更为关键的是，中央军只有在后面死命压迫，才能逼红军入桂，也才能实现蒋委员长染指西南诸省，“一面枚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的伟业。

于是，湘江之战开打后，薛岳驱动周浑元的3个师从后面拼死冲杀上来，大有不把红军全部赶进湘江誓不罢休之势。

11月30日上午，完成掩护红八军团西进任务后，红34师踏上了前往新坪枫树脚增援红18团的道路。

部队刚刚行进到水车灌江浮桥，中央军的飞机便飞临上空，一阵狂轰滥炸。红34师措手不及，伤亡100多人。

由于红34师不熟悉当地地形，又没有向导，便按照地图上最近的距离，取道大塘、苗源、洪水箸前往枫树脚。

这条路从地图上看是呈直线的捷径，但实际上是羊肠小道，途中多峡谷峭壁，还要翻越海拔一千多米的观音山。

红34师数千官兵携带辎重骡马，在羊肠小道中艰难跋涉，行军速度非常慢。

当登上观音山顶时，已是12月1日上午。这时，红18团已经撤出楠木山阵地。

而桂军第44师、周浑元的3个师正在向湘江岸边追击。红34师不仅没有能接替红18团阻击桂军，而且自身也陷入了孤军奋战、四面被围的险恶境地。

下午14时，中革军委电令红34师“由板桥铺向白露源前进，然后由白露源再经全州向大塘坪前进，以后则由界首之南的适当地域渡过湘水”。

这又是一条致命的直线。

红34师从板桥铺一带穿过灌阳至新圩公路，再经湛水、流溪源，翻越海拔1900多米高的宝界山。

此时，红军主力已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区休整。脚山铺至界首间湘江两岸遂被中央军和湘、桂军控制，红34师的退路已经被完全切断。

12月3日凌晨3点，总参三局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终于搜索到第34师的电台信号。

当台长王铮激动地将译电递到朱老总手里的时候，身经百战的总司令阅后竟激动地黯然泪下：“了不起呀！陈树湘他们还在！第34师还在！他们仍在战斗！”

3日凌晨4点，红军野战军司令部给红34师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指示：

“如时间上已不可能，应依你们自己决心，即改向兴安以南前进。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会合时，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

沿着总部指示的那条西进路线，陈树湘率红34师向北前进。当他们走下宝界山，即被蒋桂军2个师层层包围。

面对四面围上来的敌人，红34师清楚往北去大塘坪进抵湘江的路被堵死了，而且也已经没有了退路。

陈树湘和程翠林紧急商量，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杀出一条血路”。

战士们把存留的子弹全部压进了弹仓，师所属炮兵连的全部炮弹也都摆到了炮架前面。

敌人对这支孤军发起了猛攻。红34师淹没在炮火中，血肉横飞，弹片啸叫，与撼天动地的呐喊声混合交织在一起……

山崩地裂的搏斗持续了十几个小时。红34师伤亡大半，陷入了粮弹告罄、四面受敌的绝境。

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第100团政委侯中辉、第102团团长吕宫印倒在血泊之中，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见向北冲不出去，陈树湘果断命令部队：“立即往后撤，另找西进之路。”

文塘一仗，红34师所剩已不到2000人。当陈树湘率部向南进军，准备从兴安以南寻路西进时，再度遭桂军层层阻击。

西进的所有道路部彻底被阻断，红34师陷入了绝境。

陈树湘清醒地意识到：剩下不足一团兵力，是无法杀出数万敌军重围，渡过湘江与红军主力会合的。现在只有一种可能——突围，留在江东打游击。

陈树湘挥动右手的马刀，庄严地向全师宣布了两个决定：“同志们，我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但是眼前，我们要突出去，突出去就是胜利。”

“现在我宣布：一、将所有文件烧掉，寻找敌薄弱环节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当晚，陈树湘烧掉了总部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在文塘村东边山腰上茂密的树林里召集师团干部，断然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毁弃无弹的火炮、枪支，争取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黑暗来临，夜幕低垂。红34师乘着夜色开始了突围战斗。

然而此时湘江两岸已经完全变成了国民党军的天下，东岸地区不仅到处都是桂军，还有湘军刘建绪部、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漫山遍野的地方民团，突围没有成功，又损失了千余人。

渡江不成，陈树湘只得率剩下的700余人折回东岸，转战于灌阳、道县一带，打起了游击。

无奈一来环境不熟，二来在当地没有群众基础，红34师不断遭到敌军和地方反动民团的包围与突袭，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已不足500人了。

为保留这支革命火种，陈树湘决定和参谋长王光道率师部、第101团和第102团余部300多人为先锋，从灌阳水车的先工坝渡过灌江。

命令第100团团长韩伟带领该团余部100多人断后，担负掩护任务。

因遭敌人警戒部队截击，陈树湘率部改向八工田渡江，一路冲杀，突破了敌人的层层围追堵截，成功翻越了五岭之一的明渚岭，于12月9日进入湘南地区。

清点人数，只剩下了140多人。

而在后掩护的韩伟第100团却被敌人死死缠住了。

在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后，全团只剩下30多人。韩伟下令分散突围，自己带上5个同志负责掩护。

韩伟中将

最后子弹打光了，宁死不愿做俘虏的韩伟等人从灌阳和兴安交界处的一座山上滚了下去。

幸运的是，由于山腰上树木草丛的阻挡，韩伟和3营政委胡文轩、5连通信员李金闪大难不死。

不幸的是，三人在追赶部队的途中再次遇上了民团，李金闪、胡文轩先后牺牲，只有韩伟一人逃脱，后来碰到搜查的反动民团，还是不幸被俘。

12月11日，陈树湘率领剩下的部队在抢渡牯子江时，遭当地保安团伏击。

战斗中，陈树湘腹部负重伤，肠子流了出来。为不当俘虏，他命令警卫员补上一枪。警卫员流着眼泪为师长包扎好伤口，抬着他且战且走。

当行至驷马桥（四眼桥）附近早禾田时，又遭到道县保安大队第1营的截击。

激战数小时，终于击溃了保安大队。这时，宁远县保安团已从鲁观洞向道县奔来，尾追红军的江华县保安军又即将赶到。

紧急关头，陈树湘命令师参谋长王光道率领仅存的百十号人立即上山躲避。

考虑到自己伤势严重，行动不便，就藏匿于驷马桥附近的洪东庙疗伤。不幸被搜捕红军伤病员的道县保安队抓获。

敌人用担架抬着失血过多、处于昏迷状态的陈树湘，回去向主子邀功请赏。

半路上，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陈树湘乘敌不备解开衣服，猛地撕开绷带，用手伸进伤口，把自己的肠子扯了出来，用尽平生气力把肠子扯断……

陈树湘，曾用名陈树春，生于湖南长沙。1927年9月参加毛主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久入党。

历任红4军连长、大队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赣南、闽西的斗争。

1930年后历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队队长、红12军的团长、红19军第56师师长、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

一位“老井冈”、能征善战的优秀红军将领，就这样牺牲在长征路上。

红34师最后仅剩下100多人，在师参谋长王光道和第101团团长严凤才的率领下，突围转入湘南，在道县、永明、江华、蓝山、宁远之间的山区开展游击战。

队伍最多时曾发展到300多人，并建立起了三支游击队。1935年冬，这支红军游击队不幸被敌重兵包围。

战至弹尽粮绝，300多人最后基本牺牲，演绎了这支英雄部队的最悲壮的绝唱。

根据有关党史资料记载，长征前夕，红34师共有5100名指战员，大部分牺牲在战场上，有的则在负重伤后，因得不到救治牺牲，只有四百多人因伤被俘。

这批被俘的指战员先后被关押在广西全州、兴安和桂林的监狱里，后来被押往广州，再运到厦门，辗转遣返闽西原籍。

抗日战争时期，这些人重新参加了抗日队伍，继续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战，但仅有少数人亲眼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韩伟就是其中之一。新中国建立后，他历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韩伟是湖北黄陂人，弥留之际，却对儿子说：

“湘江战役，我带出来的闽西子弟都牺牲了，我对不住他们和他们的亲人……”

“我这个将军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我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和他们在一起，这样我的心才能安宁。”

1992年4月8日，韩伟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他富有传奇的一生，享年86岁。

亲属们遵照遗嘱，将他的骨灰安放在闽西革命烈士陵园，与红34师的战友们永远长眠在一起。

过了湘江，毛主席拄着个棍子，见到董振堂就问：“第34师渡河了没有？”

董振堂悲痛地说：“第34师过不来了，他们大部分都牺牲了。”

毛主席听后难过地哭了，因为第34师的指战员，大部分是闽西子弟。

1933年春，毛主席到闽西龙岩调研，亲自指导当地苏维埃扩红，组建了34师。

当初参军时，战士的父母、妻子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千叮咛万嘱咐，让红军战士多打胜仗，早回家团聚。

可现在，成军不到两年，5000多人说没就没了，那可是5000个家庭的儿子、丈夫啊！

毛主席周围站着第13师第37团卫生员黄太兴等一批刚从火线下来的红军战士，他们听说了这个痛心的消息以后，都失声痛哭起来。

毛主席和董军团长伫立江边黯然泪下的一幕，永远定格在了在场指战员的脑海里！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付出了空前惨痛的代价，由从江西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

而董振堂率部浴血奋战数昼夜，终于阻住了十几倍于己的追敌，掩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安全渡过湘江。红五军团由1.2万余人锐减到4000人，减员率高达三分之二。

中央红军突破湘江之后，进入到广西东北部和湖南省接壤的兴安县西北部的瑶山地区，地图上叫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

此山系五岭之一的越城岭主峰，最高海拔2142米，它不仅是广西第一峰，也是华南第一峰。

时红五军团只有第13师1个师的兵力，仍担任后卫，处境更加艰难。

在掩护部队过老山界时，军团部上午还在千家寺指挥战斗，下午千家寺便被追上来的敌人占据了。

尽管这样，董振堂却充满着胜利的信心，鼓励干部战士说：

“打后卫是党交给咱们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保持和发扬红五军团的战斗作风，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一定要战胜它！”

董军团长的话像重锤敲击着战鼓，鼓舞着全军的士气，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护卫着红军主力部队进入了贵州省内。

12月14日，红1军团攻占黎平县城。在此期间，中革军委为充实作战部队，撤销了红8军团建制，所部全部编入红五军团，第5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

长征前，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因指责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被连贬数职，调任红五军团，接替曹里怀任参谋长。

刘伯承是红军中一位既有高度军事理论修养又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优秀将领，早年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

说起来，刘伯承还算是李德的校友，因此了解李德的一些底细。因此，他对李德的指责就更有针对性和杀伤力。

李德在独揽红军指挥大权后，真是“弹精竭虑”，大事小情一概过问，可谓事必躬亲。

这使得刘伯承这位中革军委的总参谋长竟无事可做，只能管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一类的工作。

很快，刘伯承就发觉这位军事顾问的指挥不对头，不符合红军的实际。

但当时李德、博古等人一手遮天，不容许别人提半点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形下，刘伯承只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每当李德到前线视察时，身为总参谋长又精通俄语的刘伯承理应陪同，但总是找个借口避开。

在任军委总参谋长的那段时间里，刘伯承一直在默默地排除李德、博古等人的干扰，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对刘伯承的不闻不问，李德口中不说，心里高兴，这下正好，免得一个留苏的将领跑来干扰自己一心一意推行堡垒战法。

可刘伯承到处宣传毛主席的那套运动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

于是李德总是借故找茬儿，要给刘伯承点颜色看看。

一次，李德“屈驾”来到总参谋部，当面训斥刘伯承：

“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你的水平还不如一个作战参谋！你白白浪费了在苏联的时间。”

机灵的伍修权怕双方闹翻，只简单地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

晚年伍修权

大度的刘伯承哈哈一笑：“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

在红五军团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刘伯承用生动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第五次反“围剿”战略战术上的失策：

“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滚仗’。”

“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像个大石滚子滚过来，我们还硬要去挡，当然要吃亏啰。”

“一年来的战争事实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

这些话传到了李德那里，从此便把刘伯承恨得咬牙切齿，直接找了个罪名，将刘伯承从全军参谋长贬为红五军团参谋长。

在刘伯承被贬的这段时间里，董振堂仍然像往常一样，非常尊重自己的老上级，常常习惯地称他为总参谋长。

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肯定了毛主席提出“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并对博古、李德等人坚持的“入黔东，与红2、6军团会合”行动方针进行了批评。

此后，大部队继续西进，而此时尾追之敌穷追不舍。一次，殿后的第5军团遭敌兵追赶，加之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弹药缺乏，几次阻击冲杀均未见效。

董振堂令大刀队手持手榴弹埋伏在山腰的草丛中，而令一部分持枪的士兵故意暴露在山顶上，装作战斗结束将要撤退的样子。

敌人发现后，一窝蜂似的冲上山，待敌人冲上半山腰，董振堂一声令下，手榴弹像一颗颗流星似的向敌人飞去，顿时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阵营大乱。

董振堂趁势率部队追击，猛打猛冲这股受惊的敌人，追击10余里，变被动为主动，有力地掩护了主力部队顺利西进。

长征以来，董振堂率红五军团殿后，环境十分险恶，处境险象环生，既要行军又要打仗。

董振堂身背盒子枪，率领英勇的红五军团指战员，边走边打，对战士无微不至地关怀，对敌人秋风扫落叶般地打击，真是一副英武不屈的雄姿。

当时红五军团的同志画了一幅宣传画，画下的文字是：董振堂同志，他平时一只手欢喜叉腰，一根短棍于是离不了，一支手枪是一刻钟都不会离身的，他非常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