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字努生，生于1896年8月14日，卒于1965年12月7日，籍贯江西省安福县车田。他不仅是我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更是一位深具爱国情怀的民主人士。罗隆基先生是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在我国民主运动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他亦是中国第二号右派，且遗憾地成为了五名未能获得正式平反的中央级右派之一。

罗隆基之死

文/叶永烈

1965年12月7日。

秋风扫尽残叶，朔风在北京的街头肆虐，仅余光秃的枝桠轻轻摇曳。即便已是上午8时，天空依旧昏沉，太阳的踪迹难觅。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宛如刚从梦乡中苏醒，店铺紧闭，行人寥寥。

年逾花甲的王姓老护士，身披一件抵御风雪的大衣，将头颈紧紧裹在长长的围巾之中。她步履从容地穿行于王府井大街，抵达东安市场旁的“迺兹府”小巷。她推开一扇涂有红漆的大门，门楣上清晰可见“迺兹府12号”的标识。此巷旧称“奶子府”，而在京腔中，“奶子”一语双关，意指奶妈。

位于此处的12号府邸，乃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建筑，其格局划分为前院与后院，周遭环绕着蜿蜒的游廊，雕梁画栋，气势恢宏。往昔，这里曾是清朝王府的所在，而后转手至国民党要员蒋梦麟，成为其私人宅邸。1950年，周恩来总理将此四合院赐予一位知名的民主人士居住——彼时，该人士在北京并无安身之所，暂居于北京饭店。即便他孤身一人，加之两名警卫、一名司机、一名厨师、一名秘书及一名护士，总计不过七人，却成为了这拥有数十间房屋的四合院的新主人。

在日间的喧嚣中，护士踏入了这间房间。她的时间总是精准无误，每日上午八点钟准时抵达，携带完备的注射器，随后轻敲那位民主人士的卧房之门。他恰在此时苏醒。入睡时，他习惯于拉拢窗帘，让室内沉浸在一片昏沉而宁静的氛围中。一有敲门声响起，他便会下意识地按住床头开关，室内瞬间被灯光照亮。随后，护士推门而入，为他注入一剂胰岛素——这是他对抗糖尿病的日常必需，每日需注射两至三次。

“请进！”护士再次敲击门扉，屋内仍旧一片沉寂。

片刻的寂静过后，护士轻柔地推开房门，一束光线随即洒入这幽暗的房间。护士瞥了一眼屋内，不禁发出一声惊呼：“啊！”只见被子散落地上，患者斜倚在床上，面朝下，右臂伸展至地板之上。

护士疾步而入，按亮了灯光，只见地板上散落着几枚硝酸甘油片。这是治疗心绞痛的紧急用药，患者只需将一片置于舌下，短短一两分钟内，冠状动脉即可得到扩张，从而获得救治。患者对此症颇为熟悉，常备此类急救药物于身。然而，此次可能是夜深人静时突发疾病，他在取出硝酸甘油片时不慎失手，药物跌落地面。他试图伸手去捡，但体力不支，未能完成这看似简单的“举手之劳”，最终无力地垂下了手臂……

护士轻触了他的额头，感受到微温尚存，便迅速拨通了北京医院的电话。急救车辆将他紧急送往北京医院接受救治。尽管注射了强心剂，他依旧没有动静。最终，他孤身一人与世长辞。他无妻无子，唯一的至亲，是他从郑州急匆匆赶来的、比他小十六岁的同父异母弟弟罗兆麟。

这位人物何许人也？凡是在1957年的那个不平凡的春夏季有过经历的人，都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195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曾指出：“整个春季，我国上空突然乌云密布，其根源正是章罗同盟。”而他，正是被称为“章罗同盟”中的“罗”——罗隆基，字努生。

罗隆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以及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自被冠以“右派分子”之名，他的薪水便由四级下调至九级，随之消失的，是司机的陪伴与轿车。他唯一的头衔，是全国政协委员。即便如此，他依旧居住在红门铜环处的迺兹府公馆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访罗隆基秘书及联络员

1986年11月23日，北京的天气呈现出雨夹雪的景象，路面泥泞不堪。当天下午，我来到了木樨地，敲响了叶笃义先生家门。叶笃义先生曾担任罗隆基先生的秘书。1957年，他被任命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却不幸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文革结束后，于1983年12月27日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五届一中全会上，叶笃义先生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秘书长。此后，他继续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我有幸邀请叶笃义先生分享有关罗隆基的往事。作为罗隆基的昔日秘书，他向我细致入微地描述了罗隆基的生平经历以及不幸猝逝的经过。关于罗隆基离世的相关信息，均源自叶笃义的亲述。

我问及那位给罗隆基每天打针的护士是否还在，能否采访? 叶笃义摇头，说事隔多年，已经不知那位护士的去向。后来，倒是上海《文汇报》老报人、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谢蔚明先生，在1993年6月18日给我的信中这样写及：“我曾认识她，姓王。我们浦熙修和我都称呼她为王小姐，她曾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在三十年代，小洛克菲勒在协和医院安装铁肺后回国，正是王小姐负责护送。到了五十年代初，罗隆基、浦熙修、老舍等人接受肝精针剂注射，都是她无偿协助的。我也曾请她为我注射。罗隆基去世时，她应该已经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叶笃义向我透露，在罗隆基先生离世的前夕，他于家中举行了一场宴席，与几位友人共聚一堂。与会者包括他的挚友、全国政协委员赵君迈先生，以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先生和他的女儿刘炜女士等。

叶笃义先生得知我渴望对罗隆基先生的猝逝进行更深入的探究，便提供了一则关键的线索——指引我前往北京东城区的东四六条，赵君迈先生的住址。我立刻前往赵宅。然而，赵君迈先生的家属告知，他因疾病正住在北京军区总院201号房间。我询问病情，得到的回复是交谈尚无大碍。北京军区总院与赵宅相距不远，位于东城区东四十条南门仓5号。于是，在1986年11月25日那个上午，我来到了北京军区总院，准备进行采访。85岁的赵君迈身着病号服，身披军大衣，与我愉快地回顾往昔，尽管他的听力不佳，但仍戴着助听器。

赵君迈曾对我言，他非中国民主同盟之成员，而是一位独立的无党派人士。回溯至1957年，彼时他既非所谓的“右派分子”，亦非“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参与者。在1957年3月15日新华社对全国政协会议的报道中，有关他的提及仅寥寥数语：“赵君迈提出，应当推广优秀的民族体育运动项目。”正是因此，他在“反右派斗争”中得以幸免于难。然而，他却是章伯钧与罗隆基这两位知名“大右派”之间的联络桥梁。

恰逢前一日——11月24日，我有幸在北京拜访了昔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陈新桂先生。这位先生在1957年不幸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他的身份标签正是“章罗同盟的联络员”。反观赵君迈先生，他却是以正统身份担任章伯钧、罗隆基二位的联络人。

赵老先生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困惑，于是解释道：“全国政协下设有联络委员会，成员包括25位联络委员，我便是其中之一。根据规定，每位联络委员需联系数位全国政协委员，他们往往是一些颇为棘手的人物。罗隆基在‘反右派斗争’中遭遇了不小的麻烦，无人敢担任他的联络员。当龚饮冰副部长询问谁愿意成为罗隆基的联络员时，我毫不犹豫地表示，罗隆基是我的旧友。于是，我主动请缨，担任了他的联络员。”

龚饮冰，龚育之的父亲——曾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与赵君迈同乡，二人关系颇为亲近。龚饮冰有意通过联络员渠道，深入了解联络对象的思想动态。鉴于赵君迈与龚饮冰、罗隆基均相交甚笃，他确实成为此职务的不二人选。

昔日，罗隆基与章乃器，均为坚决不屈服的“右派分子”。罗隆基纵然不屈不挠，但身为“头面人物”，在成为“右派分子”后，尽管被剥夺了森林工业部部长的职位，却依旧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他并未被送去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依旧居住在北京乃兹府那宽敞的宅邸之中。他与浦熙修断绝了联系。他孑然一身，无妻无子，孤独地居住在空旷的大院之中。正因如此，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全国政协认为指派一位联络员来关心罗隆基十分必要。当然，这位联络员必须是罗隆基的旧交，能够与他畅谈。赵君迈自告奋勇担任此职，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全国政协对此欣喜若狂。关键在于，赵君迈不仅是罗隆基的故交，而且在“反右派斗争”中未曾对他进行过批判或揭发，是罗隆基愿意接受的联络人选。

章伯钧

除罗隆基之外，章伯钧亦遭剥夺了交通部部长的职位，其薪俸亦从三级下调至七级。然而，即便降至七级，他仍享有配备小轿车的待遇。章伯钧所居的四合院面积是罗隆基住所的两倍，且附设有小花园。他与妻子李健生及子女同住，境遇相较罗隆基更为优渥，然而，他却整日郁郁寡欢。

谁是章伯钧的沟通代表？在全国政协的联络部里，无人敢担此重任。

赵君迈向笔者透露，“那所谓的‘剩余’之章伯钧，无人敢接纳，皆因他在‘反右派斗争’中也遭遇了不小的困境。我则决意，既然一不做二不休，不妨也将章伯钧纳入麾下。如此一来，我便成了章伯钧与罗隆基二人的沟通桥梁。”

赵君迈，一位颇具趣味的人物，他分享了自己那段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1901年诞生于斯，年龄上略逊于章伯钧与罗隆基；原名赵恒敬，与抗日名将赵恒惕乃同宗兄弟，故里在湖南衡山县。尽管出身故土，他却自筹经费，远渡重洋至日本升学，继而赴美深造。1922年，他踏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校门，而罗隆基已先他一年于此求学，二人因此结缘甚早。

1926年，他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土木工程系圆满毕业，专攻桥梁工程。按理说，他应当投身桥梁工程领域，成为一名桥梁工程师。然而，他却选择踏入美国西点军校的大门，接受更为严苛的军事训练。归国后，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队总队长、国民政府军第四师第三旅旅长等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率领部队英勇作战，对日军造成了重大打击。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他被任命为东北长春市市长，并兼任警备区中将司令。不幸的是，1946年，他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随着国共双方交换战俘，他最终获释。然而，作为一名中将，他对于那段不光彩的被俘经历深感羞愧，因此不愿再在国民党军队中继续任职。他选择没有随国民党迁往台湾，而是转赴香港，投身商海。

赵君迈先生的一生充满了潇洒与豪迈。据他自述，“我热爱游泳，精通水性，曾在波涛汹涌的河中畅游，是那片水上自由领域的无畏勇士；酷爱柔道，擅长摔跤，曾在美利坚扬名立万，成为我国首位国际自由式摔跤的先驱；骑术精湛，热衷于推广近代军事体育；更曾修习内外家拳术，练就了一身非凡的武艺。”或许正是这份对体育运动的热忱，使得1955年他自香港重返故土之际，荣任国家体委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以及中国摔跤协会主席的重任。作为一位无党派民主人士，他还先后担任了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并于1962年当选为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

罗隆基晚年生活

自赵君迈接任章伯钧、罗隆基的联络人以来，他频繁造访二人家中，与之交谈，以排解他们的孤寂，给予慰藉，并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在此之前，赵君迈与章伯钧只是泛泛之交，属于“点头之交”，未曾有深入的交往。得益于罗隆基的介绍，赵君迈与章伯钧的关系得以升华，成为了真正的朋友。

章伯钧

赵君迈将罗隆基视为一位纯粹的学者。在“反右斗争”爆发前，章伯钧在中国民主同盟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而罗隆基则仅是名义上的领导者。

赵君迈眼中，罗隆基始终怀揣着爱国之心，热忱于民主理念，并鲜明地倡导人权。

赵君迈坚信，章伯钧与罗隆基之间根本无法形成所谓的“同盟”或“联盟”。在“反右斗争”爆发前，两人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时常发生争执。在遭受“右派分子”的帽子后，罗隆基断然否认存在“章罗同盟”，而章伯钧则在政治压力之下，被迫承认了这一所谓的“章罗同盟”。

赵君迈与罗隆基间无话不谈。赵君迈观察到，罗隆基昔日偏爱西装，自被打成“右派”后，常以中山装示人。在赵君迈的倡议下，他们邀请几位老友，轮流举行聚餐，以此增进彼此情谊。这类聚餐，大致每周举行一至两次，多在晚餐时间，偶尔也会在午餐时分。每次聚餐，无论是在北京的和平宾馆还是四川饭店，章伯钧总是如约而至，罗隆基亦随行。自此，“章罗联盟”的名号虽存，但两人却时常相见，频繁沟通——彼此间已无争执，无纷扰之嫌。罗隆基无车可用，章伯钧便常代为驾车，一同前往饭店。而罗隆基若需外出，也会致电章伯钧，请求借用其车。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康同璧及其女儿，以及黄绍竑、陈铭德等，亦常共聚一堂。众人谈笑风生，或论及天气，或论种花之趣，亦或谈论美食，边品尝佳肴，边畅谈闲话，话题纷飞，虽无固定之范围，但鲜少触及政治。罗隆基虽依旧保持其一贯的直率性格，然而言语之间相较往昔，显得更为审慎。

康同璧，乃康有为的次女，年龄上略长于罗隆基。早在罗隆基远赴美国深造的十四年前——即1907年，她便已赴美留学于哈佛大学。归国后，她担任了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及中国妇女会会长的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她成为了中央文史馆的馆员，并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她的女儿罗仪凤，当时已年近五十，身材娇小，未婚。她常伴母亲康同璧左右，一同出席各类聚餐，并探望罗隆基。

黄绍竑，身为昔日以李宗仁为旗帜的桂系将领之一，曾历任国民政府广西、湖北、浙江三省主席。1949年，他作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前往北平参与国共双方的谈判。谈判最终破裂后，他公开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此后，他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民革中央常委等职。然而，在“反右斗争”中，他却不幸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

陈铭德，一位资深报人，曾担任《新民报》（即《新民晚报》的前身）的社长与总编辑。他不仅是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养父，而且与浦熙修亦有着深厚的渊源。浦熙修曾是《新民报》的采访部主任，因此，罗隆基与陈铭德之间也颇为了解。

1957年，他不仅是罗隆基的秘书，还担任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大鸣大放”期间，每次民盟中央举行“鸣放”会议，发言者都异常踊跃，需要排队等候发言机会。每当轮到罗涵先发言时，他人便会调侃道：“你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担心没有发言机会？让给其他人吧！”罗涵先就这样一次次地谦让，始终未能获得发言机会，因此也就没有产生“右派言论”。

罗隆基与章伯钧等友人相交，于聚餐与闲谈间，略得慰藉。二人皆不沾烟酒，无法以酒消愁，唯有通过聚餐来驱散那令人窒息的孤独。

赵君迈感慨道，昔日的章伯钧与罗隆基，那可是气焰嚣张、目空一切的人物，骄傲自大。然而，自沦为“右派分子”后，那份傲气已不复存在。尽管他们聚在一起时，往往避谈政治，但他们毕竟都曾深陷政治漩涡，政治话题自然难以避免。偶尔谈及章乃器、梁漱溟，他们满怀着对老友的深切思念。对于章乃器、梁漱溟在巨大政治压力下仍坚贞不屈，拒不认错的精神，他们由衷地表示敬佩。

章伯钧曾言，章乃器相较于我，更显其坚毅，他从未承认“罪责”，始终不屈不挠。罗隆基亦称，1952年对梁漱溟的“批判”中，他表现出了超然的态度，始终未曾屈服，如此人物实属罕见。

章伯钧谈起了那段“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这实乃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它得罪了众多知识分子！”罗隆基紧接着章伯钧的言论说道：“像我们这些曾坚定支持共产党的人，如今却沦为‘右派分子’，而那些军阀和反动的国民党官僚却得以幸免于难，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将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定性为‘右派分子’，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错误。陈铭枢，这位北伐战争中的名将，仅因在1952年‘批判’梁漱溟时仗义执言，到了1957年便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显而易见，无论是章伯钧还是罗隆基，在私下交流时均对19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表现出了深切的不满之情。

赵君迈提及，自“反右派斗争”落幕，罗隆基便被安排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进修。当时，学员人数逾160，其中多数被划为“右派分子”。章伯钧亦随后来此学习。罗隆基在此期间，虽日复一日地参与学习，却始终未曾承认自己“犯有错误”，言辞亦颇为审慎。在小组讨论中，他鲜少发言。相较之下，章伯钧则公开承认“错误”。唯有在私下与老友相聚、闲谈时，他们才会坦诚心声。

赵君迈表示，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同样拥有深厚的资历，然而她行事低调，始终未曾涉足政治性的讨论。实则她对当时我国的政治风潮有着透彻的洞察，只是选择沉默不语。

赵君迈回忆道，罗隆基对音乐和戏剧情有独钟；而章伯钧则对阅读和字画情愫深厚。罗隆基家中珍藏着一幅齐白石大师的作品，这幅画正是齐白石赠予他的珍贵礼物。

1961年，全国政协精心组织了一次参观团，成员包括江西、湖南两地，罗隆基与赵君迈、黄绍竑、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同往。众人攀登了庐山之巅。然而，章伯钧并未随行。罗隆基在前往江西的途中，曾计划顺道探访其故乡安福，但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毕竟，作为“大右派”，他深知返乡将面临诸多不便。

赵君迈提及，自“反右派斗争”结束后，浦熙修便在王府井的迺兹府大街12号罗公馆销声匿迹。罗隆基坚信浦熙修在斗争中未能承受压力，选择了背叛，因此与他断绝了关系。

赵君迈补充道，章伯钧在处理男女关系方面态度严谨，对李健生始终如一，相较之下，罗隆基则显得略显不足。罗隆基在晚年与一位姓张的女子关系密切，赵君迈曾多次造访罗宅，亦曾见过这位张小姐。罗隆基亲切地称呼她为“张小姐”，而她则尊称罗隆基为“罗伯伯”。这位张小姐系由刘王立明所引荐。

“最后的晚餐”

罗隆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与联络员赵君迈相伴，共度了那个夜晚。

赵君迈忆起罗隆基那场“最后的晚餐”，那是在1965年12月6日的夜晚，罗隆基在家中举办了一场小型的聚餐，邀请了数位友人共聚。与会者除赵君迈外，还包括刘王立明及其女儿刘炜。赵君迈提及，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刘王立明，均居住在北京东四地区，与罗隆基的住所相隔不远。

首先，二人皆曾远赴美国深造，刘王立明曾在芝加哥西北大学生物系攻读学位。其次，他们对政治抱有极大的热情。归国后，刘王立明与李德全、史良、刘清扬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并历任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员。1944年，她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委员，1949年后，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及常委。第三，1957年，她不幸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与罗隆基境遇相仿，因此能产生共鸣。最后，她们的住所相隔不远。

那日，罗隆基特邀自家厨师精心烹制涮毛肚——亦即牛百叶。久未沾酒的罗隆基，在晚餐时分情绪高涨，更是一举拿出一瓶色泽深邃的北京葡萄酒，逐一斟满江西景德镇精制的瓷杯。他毅然破戒——尽管他患有心脏病，本已与酒水断绝了往昔的联系。

饱餐美酒之后，他亦前往邻近的刘王立明府上闲谈，直至夜幕低垂至11时方才踏归家门。彼时，他仍一切如常。

12月7日的拂晓，罗隆基突发心脏病。罗先生身上携带着硝酸甘油。然而，在他试图打开药瓶之际，未能稳固握持，药瓶不慎坠地。悲剧就此发生。直至上午8点，护士王小姐依时前往为他注射胰岛素时，方才察觉他已经离世。经医生分析，罗隆基心脏病发作的导火索并非涮毛肚，而是饮酒所致。

赵君迈感慨地提及，罗隆基的离世令章伯钧连续数日愁眉不展，陷入长时间的沉思。他似乎在深思熟虑，思绪远扬，却始终缄口不言。赵君迈对笔者感叹道，罗隆基的离去，使得当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的那批10位中国同窗中，仅剩他和高士其二人尚存世间。

我很感谢赵君迈老先生在病榻上接受我的采访。他作为联络员，所回忆的罗隆基的晚年情景弥足珍贵。在我采访他一年半之后，1988年7月13日他在北京逝世。虽然赵君迈先生生前所任大都为虚衔闲职，但是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他的追悼会报道，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以及康克清、赵朴初等400余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赵ZY、杨尚昆、邓颖超、胡耀邦等送了花圈，这足以表明赵君迈先生深为中共看重。赵先生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赵君迈先生是否为中共特别党员，信息不详。他并非人民解放军的军官，至于为何能入住北京军区总医院，同样不清楚。在他逝世后的四个月内，我曾多次采访过的另一位知名人士高士其先生也不幸离世。

红卫兵丢弃的骨灰盒

1986年11月，我先后在北京对罗隆基的故交赵君迈、叶笃义、陈新桂进行了访谈，此外，我还两次深入北京同仁医院，与正住院治疗的章伯钧夫人李健生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与此同时，我亦于章宅对章伯钧之女章yh及其女婿马克郁进行了采访。11月27日，我结束了在北京的行程，搭乘279次列车，直赴郑州，专程拜访罗隆基唯一的亲属——郑州粮食学院油脂系的罗兆麟先生。

鉴于我此前已多次致信罗兆麟先生，向他咨询有关罗隆基先生的身世事宜，因此我们初次见面便显得格外投缘。在与他交谈中，他不仅详尽地分享了他与“四家兄”罗隆基的诸多交往经历，还讲述了罗隆基先生后事的妥善处理过程。

罗隆基的所属单位是中国民主同盟，因此他的身后事宜便由民盟中央承担。罗兆麟回忆道，罗隆基逝世当天中午，他接到了民盟中央的电话，通知他罗隆基不幸离世，并要求他即刻赶往北京处理相关事宜。罗兆麟与儿子在次日清晨分别自郑州与抚顺出发，乘坐火车前往北京，抵达时夜幕已深。在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李文宜以及一位名叫安的代表民盟中央的接见下，他受到了接待。当时，张曼筠担任民盟中央委员兼办公厅主任。

罗兆麟抵达迺兹府12号的罗公馆，却发现罗隆基珍贵的文字遗产，包括日记、文稿及信件等，均已由中央统战部带走。此外，罗隆基的遗体也已妥善安置于北京医院的太平间。

他们询问罗兆麟，作为亲属，他有何诉求。罗兆麟立刻提出，希望能够为罗隆基摘除“右派分子”的标签。他言道，岂能容“四家兄”带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步入棺木！然而，他的请求却未能得到应允，理由是“罗隆基始终未曾表现出悔改，故此不能撤销其右派分子的帽子”。因此，罗兆麟遭到了批判，不得不“承认自己认识上的不足，未能明确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罗隆基离世之际，依然头戴“帽子”。遗憾的是，并未举行追悼会。鉴于他作为知名民主人士的身份，全国政协在北京医院为他举办了一场简短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双目紧闭，罗隆基依旧展现出其不羁的风采，一派学者风范。他在极度痛苦中离世，却眉头舒展，令人唏嘘。

罗兆麟参加了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举办的罗隆基告别仪式。他回忆起，当天到场的有史良、邵力子、张奚若、杨明轩、刘王立明、齐白石之子等，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名科长亦在场，总计约有三四十人。统战部科长询问罗隆基的继母（即罗兆麟的母亲）为何未出席。在当时，罗兆麟的母亲同样被视为罗隆基的亲属。罗兆麟回应科长，称母亲因年老体衰无法前来。仪式结束后，罗隆基的遗体被移至八宝山火葬场进行火化。

谈及罗隆基骨灰的处理，罗兆麟如此表述：“本着‘手足之情，兄弟之谊’的信念，我坚持要求‘四家兄’的骨灰能够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否则就请允许我将其带回。”负责此事的民盟中央的辛志超回应道，罗隆基被定性为“右派分子”，故无法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同时骨灰盒亦无法交由其带回。至于最终的安置方案，还需等待组织的决定。

如此一来，罗隆基的骨灰盒只得暂时安置于火葬场的临时存放区。罗兆麟回忆道，他返回郑州之后，曾以母亲的笔名致信民盟中央，恳请尽快安葬罗隆基。然而，未曾想，不久后“文革”爆发。在那动荡的岁月里，罗隆基的骨灰盒竟被红卫兵随意丢弃。罗兆麟不禁感慨，“四家兄”竟是“魂归无处”！

罗兆麟追忆道，于罗隆基的遗物之中，发现了史良致以深情笔触的信笺，以及浦熙修所使用的熨斗。此外，罗兆麟亦曾目睹罗隆基亲手撰写的自传手稿，总计二十万字，记载了他的生平经历，自幼年至在天津创办《益世报》的往事，遗憾的是未曾完成。罗兆麟评价“四家兄”的文笔生动，恳求将《罗隆基自传》的手稿带走。然而，民盟的工作人员却拒绝了他的请求，理由是这“乃一份在政治立场上极富争议的文献，不宜交由家属保管”。

罗兆麟先生1990年7月逝世。

幸运的是，二十多年前我有幸拜访了众多罗隆基的生前好友以及我的弟弟罗兆麟，从而获得了罗隆基逝世前后的大量一手资料，使我得以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些宝贵的采访录音带至今保存完好，我计划将它们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供后世学者研究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