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印度首都德里再次被灰黄色的雾霾笼罩。多个监测站点的空气质量指数(AQI)突破400,达到“严重污染”级别。学校停课、建筑停工、政府限制私家车进城——熟悉的应急措施再度启动。这不是偶然的天气现象,而是德里每年冬季的“固定剧本”。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治理多年,空气依然如此不堪?
德里政府此次紧急出台新规:自12月18日起,仅允许符合BS6排放标准的车辆进入市区,试图限制约120万辆老旧的BS3、BS4标准车辆。这一措施直指污染源之一——机动车尾气。然而,政策背后暴露的是更深层的结构性难题:尽管印度早在2020年就全面推行BS6标准,但大量不符合标准的旧车仍在路上行驶,成为治理成效打折扣的关键。
BS6,即“Bharat Stage VI”排放标准,是印度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空气污染而推出的最严格机动车排放规范。它于2020年4月在全国强制实施,跳过了BS5阶段,直接从BS4跃升至BS6,堪称“跨越式”改革。其技术框架基本等同于欧洲的欧6标准,对氮氧化物(NOx)和颗粒物(PM)的排放限值大幅收紧,例如柴油车NOx排放限值从BS4的250mg/km降至约60mg/km,降幅超75%。同时,BS6还引入了实际道路驾驶排放(RDE)测试,防止车辆在实验室达标、上路后超标。
然而,标准的升级并未完全转化为空气质量的改善。问题在于“存量”——印度目前仍有数千万辆不符合BS6标准的旧车在运行。这些车辆多为十年前生产,技术落后,尾气净化系统效率低下。以德里为例,尽管新车已全面合规,但大量外地注册的老旧车辆每日进出市区,成为移动污染源。政府此次限制外地车进城,正是试图堵住这一漏洞。但执法难度大、替代交通不足,使得政策效果存疑。
更关键的是,机动车并非唯一的污染来源。每年11月至12月,北部农业大邦旁遮普和哈里亚纳的农民为抢种小麦,大规模焚烧稻秆,产生大量烟尘。气象数据显示,冷空气下沉、风速降低,使污染物难以扩散,烟雾随西北风南下,直扑德里。卫星图像清晰显示,这一时期德里上空的污染物轨迹与秸秆焚烧热点高度重合。环境专家指出,秸秆焚烧对PM2.5的贡献率在污染高峰期可达40%以上,远超机动车。
面对危机,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宇静在12月15日分享了中国治理大气污染的经验,引发热议。她指出,中国通过“国六”标准、淘汰落后产能、能源结构转型和区域联防联控,实现了空气质量显著改善。这一建议切中要害,但中印两国治理路径的差异也值得深思。中国的“国六”标准分为A、B两阶段,最终实施的“国六B”在多项指标上比欧6和BS6更为严格,例如新增颗粒物数量(PN)限值、强化蒸发排放控制,并引入远程监控系统。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政策执行上展现出更强的系统性和持续性,京津冀等重点区域建立了跨省市的协同治理机制。
德里的困境,本质上是发展与环保的平衡难题。印度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交通需求持续增长,而公共交通体系尚不完善,民众对私家车依赖度高。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滞后,缺乏经济可行的秸秆回收利用渠道,农民难以承担机械还田或打包离田的成本。政府虽提供补贴,但覆盖面和执行效率有限。环保政策往往停留在“应急响应”层面,缺乏长期、系统的制度设计。
这场空气危机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是直接而沉重的。医院呼吸道疾病患者激增,儿童和老人被建议减少外出,户外工作者暴露在高风险环境中。长期暴露于PM2.5污染,会增加心肺疾病、中风甚至过早死亡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印度是全球空气污染致死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治理空气,已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公共健康和民生议题。
未来,德里的空气治理或将走向更严格的综合施策。一方面,加快老旧车辆淘汰,提供置换补贴,推广电动出行;另一方面,必须破解秸秆焚烧的“死结”,通过技术推广、经济激励和基层监管相结合,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同时,建立跨邦协调机制,将德里与周边农业区纳入统一治理框架,才能真正打破“年年治、年年霾”的怪圈。
空气无界,治理亦需突破行政与行业的藩篱。德里的“呼吸之痛”提醒我们,环境改善没有捷径,唯有坚定的政治决心、科学的政策设计和全社会的共同行动,才能让蓝天不再成为奢侈品。
